一年前，我是政府儿童保护服务的调查员。当时，我们德克萨斯州州长下令，要求我们排查允许青少年获得性别肯定治疗的家庭。州长下令不到24小时，我接到了主管的电话，让我去调查一个这样的家庭。
主管和我说，“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申请回避这个调查。”
我说，“不，我愿意接下。”

我去家访了这个家庭。我很快发现，这个家庭给孩子提供了所有成长所需的关心和照料，没有任何可疑或可挑剔的地方。
于是我打电话给我的主管，“这个家庭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结束这个任务了。”
我主管说，“不行。领导不允许我们这么结束。”
我问，“领导还想要做什么？”
我主管说，“领导们还要讨论这桩事情。”
我不理解，“讨论什么？这个家庭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儿童保护服务的领导们坚持要公诉这个家庭，剥夺这个家庭对孩子的抚养权。很快，我的主管提交了辞职信。我大概又坚持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间，我向法庭提交了我的证言，证明这个家庭并没有任何虐待孩子的行为。一个月后，我和我所在部门的所有同事一样，选择了辞职。

找工作并不容易，我花了很久时间才找到下一份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是为那些遭到儿童保护服务起诉的家庭做免费的辩护律师，保护那些因为允许青少年获得性别肯定治疗而被起诉的家庭。